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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纪念武汉教授
发布部门:离退休处     发布时间:2012-04-18

 摘自《华政报》 第239期(总561期)

姚建龙

        我于20009月入华东政法学院攻读青少年犯罪学硕士学位,因而能有机会与武汉教授见过几面,但很遗憾未能有机会聆听武汉教授的直接教诲。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生一前一后两段经历。20世纪四十年代受业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约大优良的英语训练埋下了先生人生曲折与辉煌的伏笔;学术生命则开始于近60岁高龄之时,而这恰恰是今天一般学者退休的年龄。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所养成的良好气质和掌握的流利英语使得武汉教授能在开始学术生命之初就直接进入国际犯罪学舞台,而这大约也是他能够成为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第一位中国委员的重要因素之一。

        先生的奇特经历预示了他与犯罪学之间的缘分。上世纪50年代,组织派他担任了上海市公安局侦察科长,后因为潘杨事件牵连又成为了“罪犯”,整天与各类罪犯生活在一起长达23年之久。这样的经历,注定先生会是一位“不一样”的犯罪学家,而先生以近60岁高龄开始学术生涯,并成为新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并发表论文50余篇,老骥伏枥的壮怀足令我辈汗颜。

        但,一般人对武汉教授这一代前辈学者传奇人生的兴趣,往往胜于对其学术思想的关注;对其在犯罪学研究中开创性地位的关注,往往替代了对其犯罪学著述的认真阅读。在我的印象中,武汉教授的学术思想似乎从未被真正系统研究和总结过。迄今为止,似乎尚无一篇专门论述武汉教授犯罪学思想的文章。在我的书架上,有武汉教授的三部著作:《武汉论文集》、《刑事侦查学》(主编)、《犯罪学》(史焕章、武汉主编)。得空之时我常常会随手翻阅先生著作,尤其是《武汉论文集》这样一部可管窥新中国犯罪学发轫史的先生代表作。在我看来,先生堪为新中国犯罪学发轫时期的代表人物,可敬又可叹的是,直到今天大部分犯罪学、刑事侦查学教科书尚未能超越先生著述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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